◇◇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 　　那一场诗的疾风暴雨 　　作者：徐敬亚 　　题记 　　30 多年前，中国出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历史转折。诗，随即兴起。 　　1979—1989，巨大的诗歌潮流，持续了整整 10 年。对于今天， 那是艺术 奇观，壮阔而混乱。对于种族，那是一次语言深处的国人灵魂展示。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裹挟与参 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超过它的规模与时间。不知道还有哪个国 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广博、混杂，多元、剧烈相比拟。 　　重复一遍：广博——混杂——多元——剧烈！ 　　也许洗脑般的专政思维还在暗中延续，也许千年的流氓乱民传统悄然作祟。 也许它对艺术的疯狂追寻令如今身陷金钱的人们所永远不再，也许它的兴起、波 澜、终结过程成为种族艺术觉醒的一个典型案例…… 　　按结绳记事的皇历古法，1976，绝对是中国之绳上一个特大疙瘩！ 　　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晚清七绝充当了郁闷破败民族的心声出口：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 于中国报纸头版的结果，不仅鼓动了“人才” 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 提醒了正举步开创古国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并非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而漫 天大雪也从不需要人间某声令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 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一次精神“重新抖擞”的中国时代。几十 年，龙生龙凤生凤。英雄好汉反动混蛋——仿佛天降的全民科举，使弓背弯腰人 们脸上的罪孽红字或火烙金印似乎瞬间消弥。进京赶考，范进中举，无数平民浪 子一举升天的故事，一夜传遍天下。 　　人的变故，就是天下的变故。谁能知道，几十年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与此是否有着千丝万缕的暗中关系。 　　我的真意，并非回顾政治历史。其实我说的是诗。是说那短短的四行诗，在 特殊年代，甚至推动了历史。 　　在此后来临的、短暂民主精神复活期后，一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 大地上呈现了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横跨10年时空的诗歌热潮。 　　风起云涌的大学社团 　　果然，天公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 慧与热情，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眼睛。 　　当我从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我亲眼目 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混乱与新颖：班里年龄最小的只16岁，而最大 者是他的两倍32岁……刚刚获得话语豁免权的教师正匆忙准备教案……步入中年 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 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消，其身上 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突然升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 慌张后，77级在各大学迅速被传得神乎其神。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 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目光与挑剔口吻，令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师倍感虚弱。而只有 77级自己才深深知道，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 处或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懑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暗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浩劫之后，同病相怜的人 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 关键词“牛马走”。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 以一个标准的、合格的饱受苦 难右派身份，在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中，向未来青年才俊悄悄传输了一 种切齿之痛的信息。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 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似有 似无的话语，加倍放大了含沙射影的效果。古汉语的课堂教育目标，已退居次席。 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 眉目传神、会心一笑，也享受着囚徒们放风时狗胆包天恶作剧时的胆战心惊…… 那种仿佛间谍与地下党一样的暗号式讲授，那些心中有鬼的倾听者们不怀好意的 恶毒反馈笑声，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教授，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 个季节的早春枝条。其时，恰好又逢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 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 公开宣讲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77、78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 突然大面积兴起！ 　　1979春夏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3个文学 社团。其中的《赤子心》诗社，由吉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公木先生题写刊名， 最多时成员达24名，最后稳定成员为7人，1982年毕业时共出版10期油印诗刊。 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 则由 77、78级与76级工农兵学员等三届学生会 联合主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成为诗社与系刊的主力。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力，被突然莫名获得。全国各省大学院校，异床同梦 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那种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在未来青年 诗人作家们心中带来的，是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放肆夸张效果。 　　天公抖擞后，小人物们便纷纷登场抖擞。 　　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小人物，正在 书写自己的苦尽甘来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袖气 质，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 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总是试图超越领导本事的拙劣，曾经令这些呆头呆脑的才 子们吃尽了苦头。 　　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亲笔书信成为大学生交流思想 信息的惟一通道。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当年与各大学社团头目的通信。文学观念 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没有一分钱效益， 却几页、十几页纸地奋笔疾书。 　　十四所高校联办 　　文学民刊:《这一代》 　　历史选择的速度过于惊人——《历史时刻在选择酋长》，这是我刚刚为“十 大新锐批评家”评选写的文章题目。 　　很快，位于中国腹地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社团的信息中心的集散地。 后来名传全国的诗人高伐林、王家新等均迅速从中文系脱颖而出。而一位缺少作 品面世的人物――张桦，逐渐成为领袖中的领袖。 　　无法考证当年张桦的早期活动细节。我只记得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为我 最火热的通信者之一。而作为最终全局领导人（至少外交部长吧），除了作为朋 友，我仅仅算是他在吉大的一个普通联系人。他可能同时与20个30个“徐敬亚” 频繁通信。 　　1979年上半学期即将结束前，我收到了张桦与高伐林二人来信， 他们邀请 我校“共商大是”：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十四所 院校“社团领袖会议”。 　　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庄严商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利用暑假 代表吉林大学领袖参会。领袖，说得轻巧。每月生活费20多元。就是去当总统， 也发愁路费。 　　9 月开学后，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传达正规如同中央会议。事儿早已知晓， 但领袖们的模样谁都没见过。赵闯带回了一幅各大学代表合影。我第一次看到了 张桦、徐晓等领袖尊容。那幅代表了彼年代精神气质的黑白照片拍摄得非常清晰。 与会代表神情严峻，黑白分明，个个眺望远方，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全国十三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 并定名为《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北京承办。我记不清吉 林大学负责的期数，我们排得很靠前，不是第3期，就是第4期。《这一代》创刊 号实行全国征订。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这不是刻意摩仿新华书店， 而是在受到启示后刻意摩仿成功进行民间发行的《今天》。吉林大学的征订，都 是我们《赤子心》诗社代办的，并由我一本本收取现金。我记得当时一共征订了 200本。而吉林大学中文系77、78、79三届学生的总数只有约160人。中文系大概 只占一小部分。对于当年的穷学生，那都是省出来的吃饭钱啊。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 年整个下学期。那也 是一次天公抖擞的普天大选啊，经过了每个大学层层选择的小文豪们，仿佛接受 举国全民公决。创刊号目录寄来了，只有几个编委获得最先知晓权。创刊号目录 寄过来了，吉林大学不仅赫然出现， 诗歌上还占了不小比重。在《不屈的星光》 栏目，有我的《罪人》和王小妮、兰亚明的诗，我写的《赤子心》发刊辞《心之 歌》也被当成诗入选。武汉朋友对吉大的看重，似乎暗示了我们诗社的地位，让 我们一伙人高兴了很久。 　　其实，我们只是沾了一点光。创刊号真正主角是武大。那里的青年诗人更强、 更猛——王家新的长诗《桥》和叶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以更显著的位置 刊发在《愤怒出诗人》栏目。这两首诗，矛头直指特权，发力最猛，反响最大。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事儿了。出事儿的，正是 《桥》和《轿车》。 　　后来慢慢得知，刊物出版受阻。上面指示：正在印刷中的刊物停印。 　　11月，在焦急中收到张桦寄来的创刊号一本。由于临时匆忙抢救性装订，杂 志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今生今世看以过的惟一一本《这一代》。张桦来 信说吉大的200本另外紧急寄出，但我们却从未收到。后来中文系一位领导找到 我，说了很多社论的话。细节我都记不得，只听清了校保卫处，还有三个阴暗发 霉的字：“地下室”……最后的结果是，吉大所订 200本至今下落不明。经一再 催索，同学们所交200本征订费一一全部退还，出钱的不是武汉，是吉大中文系 公款。 　　后来听说，残本创刊号在全国一抢而空。在武汉，《这一代》一夜风糜三镇， 洛阳纸贵。读者涌入校园，逐个游说有书同学，申述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的人 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出。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几小时 一抛而光。在杭州大学，据说一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喝：快来看，快来看， 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在南京大学，情况变得有点微妙。卖 书同学担心意外，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 处开起鬼市，如此神秘，销售情况更加出众。 　　销售为零的只有两家大学：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以火一样的热情开始，以 火的灰烬为结局。 　　对我手中仅存的《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简介如下――封面：红黑两色。 上方：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仿综艺 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有一片临时用钢板刻写的几百个 油印的《告读者书》：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意味深 长：，《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落款是：武汉大 学《珞珈山》。 　　应该记住十三所创办院校社团：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 北京大学《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 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杭州师大 《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另据 当年于可训的统计，与《这一代》有联系的各大专院校为三十五所：兰州大学 《五泉》、四川大学《锦江》、山东大学《沃野》、厦门大学《鼓浪》、陕西师 大《渭水》、福建师大《闽江》、北师大《求索》、武汉师院《枫林》、中央民 院《百花》、广州师院《春草》、华中师范《桂子山》、贵阳师院《烛光》、徐 州师院《新潮》、南京师专《求索》、赣南师专《新芽》、南京师院《青年》、 复旦大学《大学生》、上海师大《百草园》、张家口师专《爱情》、江苏师院 《吴钩》、温州师专《九山湖》、湖南师院零陵分院《芳草》。 　　写到这里我想加快我的回忆步伐。对于大气磅礴、命运多舛的《这一代》， 应该有更多人追忆其踪。它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联合刊物的历史，更是一个特 定时代里文学青年的交往史、成长史。当然，也是一代文学青年昙花一现的活动 史、结社史、出版史。 　　当年全国大学中实际的文学社团数量，应远不止200个，其它社团更多。仅 在我略熟悉的东北，“编外”甚多：东北师大有章平为首的《北方》诗社。四平 师院有薛卫民、于耀江等组织的诗社。辽宁大学有程宏等组织的诗社，还有辽宁 师院《新叶》……我们班的《寸草》、《当代文学研究会》都不在当年统计之内。 我知道哈师大有潘洗尘，黑龙江大学以曹长青为首的《大陆》诗，1979年末鼎盛 时成员超过百人。 　　据说，残缺的《这一代》创刊号，共抢救出16000本。到第二年1980年，其 黑市价涨到每本5元，超过原价10倍多。 　　《今天》与首届“青春诗会” 　　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新旧叉交，百废兴萌。 　　那是一个灵魂走在肉身前面的年代。思想文化，可以在一夜间抽象萌发，而 苦难与贫穷则必须一天一天具体逃离。这正如一锅清水瞬间溢满，并且上下翻滚， 原因是锅里只有半粒米。 　　文学与诗歌，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权。滥觞于1979年春夏的大学生社团，很 快感染到了全社会。当年底，全国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职员和待业青年为主体 的各类文学社、诗社，开始陆续涌现。 　　在长春市，当年有一个著名的《眼睛》诗社。这个由孙文涛、周然、王法、 姚大侠、程晓钢、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组成的诗社，不但发起较早（大约成 立于1979年秋），而且诗风很盛（32开本的油印《眼睛》诗刊，出刊周期一度异 常频密）。由于当年某些特殊读者审美上的狭隘，导致了它过早地被迫夭亡。著 名诗人曲有源一直热心、无私地支持、辅导这批吉林最早期的青年现代诗人，并 因此遭受到肉体与精神上长时间的不快。 　　历史，总是充满回味。它总是有理，它总是侥幸，它总是前因后果后果前因。 真理常常并不在历史的手上，但所有的结局它却永远或荣或耻地承担。 　　当年全国非大学社团的民间文学社团的命运，透过《眼睛》可见一斑。而例 外的是，同样作为由工人、待业与返城青年组成的非大学生社团，一本京城的民 间杂志，却享受到了历史最高的礼遇。 　　这就是《今天》──一本品味俱优的油印本民间青年文学杂志。诗，还可以 这样写？！──这就是当年的青年人对《今天》最初的直觉。正如在听了邓丽君 磁带后感到：歌，还可以这样唱？！也正如当年突然看到街头的喇叭裤之后忽感： 裤子，可以这样美？！ 　　不管后人看来多么可笑，当年的感觉的确真实地、批量地在千千万万的年轻 人心中发生过。 　　一种急切的，而又雷同的情绪，一种相对新奇，而又直接的美感，突然出现 于灵魂苦苦找不到出口的年代。正如一根特制的木棒，在迎面相逢中，猛然击中 了特殊的神经。 　　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正是它的第3期：诗歌专号！ 　　我可能是吉林省第一个，或者是前几个拿到这本杂志的人。那本蓝色封面的 打字油印“诗集”，从我的床头传遍了我们204寝室，又传遍了七七级，之后陆 续传遍了中文系。 　　带着最初的阅读兴奋，我写出了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奇异的光》，寄给了 当时并不相识的北京地址刘念春收，并很快发表在《今天》第9期上。那一次至 今仍让我留恋的自发阅读的喜悦和高速启动的兴奋，使我有幸成为《今天》最早 的理论撰稿人之一。 　　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 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曾经的神经病人食指，没有知青方含，没 有从白洋淀返回的多多……中国70年代末涌起的文学社团会不会朝着诗歌的方向 发展？80年代的诗歌疾风暴雨会不会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不是《今天》，不 是诗，而是一篇又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如果当年恰巧出现一批俄罗斯作家群 那样卓然兀世的小说家群体……如果恰巧出现一大批像莎士比亚一样优秀的戏 剧……历史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个大悲、大喜、大愤、大变的戏剧性年代， 几亿人同感、同命，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走俏，都具备超额诱人的理由。 　　我几十年，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是诗，历史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它，这样搅 动我们，这样搅动整个中国。 　　一切历史事件的结局，可能早已暗中注定。我说的结局，是终极下场，或大 致方向。前朝所有的积淀，早已暗中把导路标牌一块块地布满了明晃晃的大路。 留给后人选择的，只有小小的变异空间。那几乎是搅局者或英雄们的惟一出口， 那正是布满荆棘的岔路。 　　或功或罪，历史之痕总是那么难以清除。一个国家的人，几千年的反复吟唱， 怎么能只向遥远太空消散，而不一代代残留于后世之心。我不仅指那些古老的命 题，昨天或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会像一个固执而强悍的向导，暗中把未来命中注 定一样指给后人。 　　至1979年底，一期接一期不断加印、重印的《今天》逐渐风行于全国大学校 园。至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 的经典作品，开始少量 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当时，中国最牛、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艺术启 动期的信号。以严辰、邵燕祥、丁国成等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为主力编辑的 《诗刊》，做出了一个具有当代诗歌史意义的决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青春诗 会》。 　　1980年6月初，我与王小妮同时接到了《诗刊》的通知。兴奋的公木先生专 门给吉林作协打了电话，作协竟同意为我们报销车票。7月20日，我们坐了一整 夜的硬座，在清晨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在当年虎坊路诗刊的平房院子里，我们 见到了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 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等其它15位青年诗人。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其光荣 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离开长春去北京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以《眼睛》为主 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带领下，在南湖大草地上为我们送行。那也是《赤 子心》与《眼睛》惟一的聚会。 　　《赤子心》诗社与曲有源的那张著名合影就是在那一天的阳光下。 　　我一时不能举出更多事例证明当年诗歌的声誉。我只能以2001年我在郑州与 邓万鹏的相聚为佐证。时隔近30年，邓万鹏先生对当年诗歌的记忆竟如此深刻。 那晚，他一首又一首地说出了我当年在《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诗 歌的题目，以及发表在哪一年哪一期，甚至某页的某一位置……而当年我们并不 在同一学校，并不相识。 　　疯狂、《灿烂》的四川盆地 　　在山河封闭、神性十足的四川，诗，在80年中期成为那个省份最火热的物质！ 　　像SARS传染一样，朦胧诗引发的兴奋，带着四川人特有的火辣，荡涤了一个 又一个骚动的灵魂，甚至激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诗歌权力争夺。 　　如果说70、80年代之交，中国的诗歌之心在北京，80年代中前期，它已经迁 都四川。 　　事隔多年，在最终一役的壮烈惨败之后，90年代起，川诗主力土崩四散。也 许是凭借着诗歌的直觉与通感，一批优秀的诗人成功转移于书贩子出版业，并由 万夏与潇潇合作出资，朝花夕拾地出版了洋洋两大卷的《后朦胧诗全集》。 　　2004年，万夏出资、杨黎操盘，出版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首部怀念式专集 《灿烂》，这部作品宛如“追认为烈士”，填补了80年代诗歌的部分记忆空白。 　　愿意悼念那些“诗歌灿烂日子”的朋友们，去淘一淘那有着金色封面的厚书 吧。追认那些青春的聚会，那些令今天生意人不可思议的无金无银的无利壮举。 　　下面我对《灿烂》引述几段。听他们的回忆，80年代不是跃然纸上吗！“第 三代”在四川的命名、诞生、发展，成为四川诗歌根据地彪炳史册之举。对此， 杨黎在《灿烂》中转忆了一次类似共产儿童团成立般的激情场景：诗人柏桦对 1982年那次聚会做了如下描述：“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 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30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大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 收集饭票， 腾空房间，以这种学生特有的、80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 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或《青年近卫军》之歌， 也就是在这个聚会上，第三代人被正式提出。” 　　最热闹的诗歌虚荣竞争在白洋淀、在北京。而最热闹的诗歌权力之争却在四 川。 　　由对诗歌的热爱，而产生诗歌团伙。由诗歌团伙而产生诗的组织建制。由对 诗歌特权的向往，而产生勇气与智慧。智勇双全的四处，诗歌大侠们的混战硝烟 四起……下面这一段类似世界500强企业创办和游击队成立一样的记忆，弥足珍 贵。 　　杨黎在回忆中写道：我在一天的晚上（注：1984年），对周伦佑提出了办四 川青年诗人协会的事情……冬天的时候。万夏从外面回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开口就问我，诗协垮了没有？就是在那个晚上，一个重要的晚上，万夏来到我家 楼下……我和万夏那个重大的“阴谋”是在我家楼下的寒风中商定的。我的下面 穿着一条春秋裤，上面披一件毛衣。我们谈了 10分钟，决定了以下三件事：ａ 改组诗协领导班子ｂ尽快使诗协合法化ｃ创办刊物……三天之后，我们夺到了我 们需要的公章。 　　这是一批何等变形，何等可爱的诗人。为了争夺那颗宝贵的诗之玉玺，有志 青年们不惜倾注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寒风中的热忱。请注意，这些智慧，在十年后 的北京图书市场，可以任意兑换为某一畅销书的全部码洋！ 　　在80年代，在某一特定瞬间，诗歌不仅大于码洋，可能也大于毕业证书。 　　今天的人们，一定不会不明白彼时的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诗人。万夏 以口语的方式为我们保留了一个特定的下午。对于那几个小时来说，今天是笑， 昨天是笑。那是当年一位诗人诞生的最中等速度吧――万夏说：当时（注：1983 年）我坐在学校的一个石头桌子旁看书。5 月份吧，因为我在复习，我好像好几 科都没及格，要留级。马上毕业了，我紧张得很。我的一个同学把一封信拿给我 看，我一看是马松的，就开看，结果里面是两首诗，我简直看入了迷了……我大 笑起来，一个诗人就这样诞生了！我正在沉醉，有人在叫我。一个女生站在我旁 边，她是过来拿书包的，那时候学校风气相当好，你放在那儿一天都没人拿。我 转过身来随便问她，你认得马松不？她很诧异，马松是哪个？我说是被数学系开 除的那个。她想了想说，哦，我晓得我晓得。我说，他现在变成一个诗人了，一 个诗人诞生了。我就把信拿给她看，我说你拿去看，晚上8点钟，你在这里等我 把诗拿回来， 然后我转身就走。8点，这个女生来了，太有意思了。 　　是的，太有意思啦！ 　　然而，没有意思的事，很快便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 　　1983年初起，感觉“太有意思了”的中国青年诗人们，间接地经历了一次严 厉的社会拷问。 　　以《在崛起的声浪面前》（作者郑伯农）为代表的“太没意思了” 的另一 种声音，在几年的时间里，以千百万汉字的篇幅，以几乎百分之百报刊的合力， 大大地扫了一次亢奋诗人们的兴。 　　作为亲历者，我不想总是回忆这段历史。在今天看，对“三个崛起”的批判， 只得到了一个最大的广告后果：在更大的面积，朦胧诗泛滥了。 　　青年，毕竟是青年啊。中国，毕竟是中国啊。很快，年轻人感到“更有意思” 的时代再次来临。 　　1985 年以后，在各省市，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诗歌热潮，翻倍而出。真 是太有意思啦！ 　　天下诗人英雄会： 　　86诗歌流派大展 　　1986年，对于诗歌来说，我当年的定义是：“一个无法驾驭的年代”“一个 无法拒绝的年代”。而《20年前那一场英雄会》，则是2006年8月《南方都市报》 的通栏纪念标题。 　　冲破围剿之后，现代诗歌的兴奋，无法通过我个人一篇小文所能表述。 　　四川诗人尚仲敏如此回忆：80年代我就不能够不写诗，我们成立的大学生联 合诗会有几百个人参加，可以说我们的风光远远超过了校长。风起云涌的、全国 各地的大学都给我寄刊物，每当我收到几十本、上百本的油印刊物，就感到它实 在激励你的创作冲动。每天都生活在一个创作激情创作冲动里面，和许多天才在 一起，另外看到一首好诗，比现在赚了几十万还高兴。那个年代真是了不起。 　　按198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 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版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 905 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 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 种…… 　　——几十年了，上述的几项数字随处被学术界引用。其实，这只是我在86大 展中的一段话。我当时想找一个权威统计，但对这些无聊之徒们的无聊之举，这 个严肃国家的严肃人们哪里看得上。我只是顺手在一份民办诗刊上抄下一段话， 并添了25个字（黑体）。 　　其实何止啊。 　　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的背后，是更 热衷诗歌但却无名的人们……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巨大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 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 　　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惟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 人的思维与智慧苦苦找不到出路时，“86’现代诗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 国诗歌惟一的火山喷发口。 　　一次机会，被我有意无意抓住。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国几十位诗歌朋友（黑龙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 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发出了名为《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 流派大展》的信： 　　我的邀请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 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 1986’ 现代诗流派大 展”，或称“中国诗坛 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一版不足，便二 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以下是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止时间等具体要求） 　　……最富魅力的，不是领取赞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对自身的体察与确认。没 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艺术常常告诉 我们，我们也应常常告诉艺术！ 　　徐敬亚 　　1986年7月5日深圳 　　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转告、复 印、传递，总之，1986 年夏秋，中国诗歌突然朝向我降下了一场漫天大雪。从 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我不得不每天用自 行车驮着一大堆诗稿回家。 　　经请示，报社一再同意我把大展由1版增加到2版、3版、4 版， 最后增加到 7个整版（请注意：3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4个版）。 　　《深圳青年报》毕竟只是某小城一份团报。为了扩大诗歌大展影响，我忽然 想寻找一个合作伙伴。现在看，那真是一次英明之举。无论是历史功勋或罪责， 多一些同伙同谋都是好。我很快排除了北京的全部可能，我的眼里只有民间。最 好外省。 　　1986年8月初，我与当时全国唯一的诗报——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先 生和编辑姜诗元先生进行了联络，并一拍即合。他们的加盟，至少对我当时产生 了某种助长。从他们毫不犹豫的赞同中，我感受到了人们对我手中所做事情的渴 望。 　　一个人做某件重大事情前，他的心情必起伏躁动，不管他多么自负、自信， 他对外界的反应，一定格外敏感、脆弱。身边的一草一动，都可能产生刺激。某 种反对，可能使他更加坚定前行，但那时他的心情可能已经糟糕透顶，必抱定鱼 死网破、破釜沉舟的决心。而相反，一旦有高人稍露赞许，他将骤然愈加坚定， 仿佛之前个人的全部预想得到了历史印证。这，若不是英雄间的心理感应，就是 狼狈之徒们的气焰助长的气味相投。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一南一北，同 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向社会正式公布了信息。预告中，我正式将此 次行为定名为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大展，这样充满商业味道的粗陋说法， 在中国文学界从未听过。当时报纸杂志对诗的集约出版或发行，一般都称为“小 辑”“专栏”“专号”。现在想，这一胡乱创举可能受到了香港报刊影响。那时 我刚从东北来深圳，对香港媒体的文字方式非常敏感、新奇。后来我听说，另一 个诗人们更刺眼的是词是“隆重推出”——这样的深厚的商业经销推广用语，对 当时身居内地、向往刺激翻新的诗人们更具扇动。 　　消息公布后，援军来了。这期间，先后有海波、海上、绿岛等诗人自愿自费 来到深圳协助我工作。他们是深圳最初的义工。自费车船，自费食宿。 　　大展正式出版的日期是1986年10月21日。那一天，安徽《诗歌报》与《深圳 青年报》在两地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 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 二辑（4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另外刊发了第三辑（3个整版）。 特别提示的是：10月21日那一天的《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的文章题目是 《我赞成邓小平同志退休》。三个月后，该报因此文停刊。 　　按当时的统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 “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同时还发表了我写的“前言”《生命： 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 圳举行，朱凌波、海波、海上、冯晏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 议。 　　有一个数字可以充分说明当时大展的影响：《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 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数从 3 万份狂升至 15 万份！而且一律是个人 订户。后来报纸停办，有关部门以公款一一退还了私人订户全部报款。 　　在回忆大展时，杨黎说：1986年由徐敬亚策划操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隆 重推出。请注意“隆重推出”四个字，现在我们觉得它太可笑，但是在当时，它 却是那样的有力量，那样的坚硬和时髦。在此之后，全国上下一片“隆重”：从 个人演唱会到美国电影，从一包方便面到壮阳药，这一“隆重”，至少不下十年。 我始终认为大展是积极的，至少它对结束诗歌的“传统”局面，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在推动第三代人诗歌的发展中，大展是最直接的一次，也是最公开的一 次。 　　2006年11月，几十位第三代诗人在黄山集会，纪念大展20周年。没有想到的 是会议发给了我一个“终身成就奖”。哈哈，我愿意剔除其老气横秋、奖章满襟 的真实辛酸与虚幻荣尚的含义，只接收诗歌兄弟们对当年天下英雄豪聚的一次拇 指竖立。挺好不坏，仅此而已。 　　80年代末期，一切短暂，如烟消云散。 　　持续了整整10年的中国80年代诗歌热潮，是一个民族特定阶段壮阔的艺术奇 观，构成了中国人一次灵魂的特大探险与展示；文学上，它足以成为“当代世界 上最盛大最混乱的诗歌集贸市场”（我语）；社会学上，它成为一种定向的全国 青春大渲泄，也是一次次对秩序破绽的冒险追寻……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 　　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与之混洧，裹挟参与，后世难忘。 　　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释放过如此巨量的诗歌能量。我不知道中国这 10年的诗歌大潮是不是空前而绝后。 　　自从推倒了第一粒多米诺骨牌后，30年来中国诗歌的热度从未从红色标度上 降下。连同一代代传染的诗歌记忆——它，将要延续多少年呢。 　　2001年夏天，在巴黎，在青岛餐厅，那位远离故乡的、微微发福了的中年厨 师、当年的诗歌爱好者，操着纯正的北京味儿，面对着我、王小妮、北岛三人高 谈阔论起80年代，他指着天空说：“那，就是盛唐啊！” 　　我不知道他把事情说大了，还是说小了。 (XYS20260220) ◇◇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